“这是一个文盲超级自信的时代”，这句话可不是我说的，而是新近出自国际关系学院公共管理系教授储殷之口。既然出自于庙堂之上的人之口，就一定有其合理性，应该发人深省。

一方面，在圈层日益固化的今天，人们虽然无法向上流动，但困在一个圈层里的人总觉得自己接受过九年义务教育，就代表自己已经步入了“知识分子”的体系，特别喜欢以“意见领袖”自居；另一方面，那些站在圈层金字塔顶端的人也未必就不是文盲，或许不过是拿到了一张文凭，沐猴而冠罢了——究其实质，或许还是一个“高情商”、“广人脉”的“现代文盲”。

任何时代，丁克一族都非常罕见，大部分人都有自己的后代。在后代接受普及教育的时候，这些“现代文盲”并没有一种危机感，总觉得自己孩子聪明到无出其右。因为他们具有“文盲”的一面，所以就会对中小学教师表现出相当程度的不友好，“辱骂老师”是一种常见现象。这也可以解释为“血缘”的神奇——“文盲们”并不尊重血缘之外的任何群体。

我有一个习惯：每天都习惯于码字。本来，我觉得，“辱骂老师”这样的事情反复被我提及，其是与非应该已经深入人们骨髓，没什么存疑的地方——不要说“辱骂老师”，就是“辱骂普通人”，那也不应该被视作正确的行为啊！

可我真的错了，大家也错了：不管哪一篇文字下面，总会有一些学生家长不谈事实，总会用笼统的、恶毒刻薄的话来表述自己强烈的情绪——“好老师不会被人辱骂，凡是被辱骂的教师一定是坏老师，就应该被辱骂！”

这样的人不是文盲吗？他们偏狭、执拗、暴戾、自私、冷酷，是文盲中的文盲！

在我看来，中小学教师职业，从来都不算一个好职业、不是一个简单的职业。

我并没有见到哪个教育巨擘做出的成就可以让我心悦诚服；我只认为，教育实质就是老师和学生之间的良好互动——有好老师，也必须要有“好孩子”。

有的孩子，天生就从娘胎里带出一种坏，任谁也不可能把他教育到出乎其类、拔乎其粹。

“家有三斗粮，不当孩子王”这句话虽然说明了教师职业的清苦，但似乎带有情绪，不太能够说服大家。我们就从一些事例来着手，看看到底有哪些中小学教育界的巨擘让我们佩服到五体投地。

如果谈及最近的教育界“标杆和旗帜”，我特别佩服张桂梅老师，在她面前我没有什么话说。除此之外，乏善可陈。

为什么我佩服她？因为她并不是那种依靠各种各样的论文、课题走红的老师；在其成名之前，她的心思也没有放在“职称”上面，她的“职称”完全来自于成名之后的火箭式解决。

张桂梅老师的成功带着一种“毁家纾难”的决绝，超然于世俗意义上的“名师”和“专家”。

我佩服这样的教师，她非常容易让我想起当年的卢安克，是一个不世出的、脱离了低级趣味的、纯粹的人、大写的人！

但我有点学不来她的所作所为，很多人同样学不来。我们只能学习她那种纯粹的教育精神，很多默默无闻的老师就是这样做的——平生最薄封侯愿，愿与梅花过一生。

如果追溯时光，有人说：民国时期，教育大家辈出，那个时代的中小学教育一定可咨借鉴——果真如此吗？我可不可以下个断言：即便时光倒退回那个年代，现在的学生家长们仍旧会喧嚣异常地表达不满。

我们应该先看一看民国时期的现代教育模式是如何形成的。

在此之前，根本没有现代教育——这一点必须厘清，现代教育也就发轫于1904年之后。

当时，以蔡元培为代表的具有欧美留学背景的人士，竭力主张效法欧美，优先发展高等教育；以范源濂为代表的具有日韩留学背景的人士则竭力主张效法日韩，优先发展普通教育，也就是中小学教育。

结果大家自然知道：蔡元培等人在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他们很好地利用了当时风云激荡的时势下的青少年的热情，建立了不世之功；而范源濂等人的存在感近于稀薄，也能从侧面证明：我们一开始就没有把中小学教育摆在至高无上的地位。

此外，你能想到的民国教育大家都有哪些？“二陶”——叶圣陶和陶行知？

至于陶行知，他的家世和身份你首先要搞清楚：他可以联络宋庆龄，为沈钧儒等“六君子”摆脱囹圄、摆脱死亡威胁，重获自由而鼓与呼，这样的人怎么可能是一名普通的中小学教师？你说他开办了“晓庄师范”，这没有问题，他并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冲锋在第一线、身体力行从事中小学教育的人。

关于他的“四颗糖”的故事，我个人也不太认可：很可能只是一个江湖传说。如果这个故事成立，在今天未成年人霸凌和被霸凌愈演愈烈的今天，我们要不要也来个“四颗糖”的教育模式——学生家长们认可并赞同吗？

至于叶圣陶，他小学教师履历中的“甘苦”，对今天的我们而言，仍然感同身受。

1912年，他进入了苏州言子庙小学任教，全校只有四名老师、四个年级。按理说，这里人际关系简单，应该是世外桃源，他可以在其中大展拳脚。

可他在给好友顾颉刚的书信以及自己的日记中总是流露出：上课越觉无精神”、“到校上课殊视为畏途”、“勉力敷衍”和“如坐针毯，时思引去也。欲去又不得去”等“甚厌教”的情绪，甚至曾到了“见诸生如见鬼魔，能早一日去此则出地狱矣”的程度。

他不但在其中表达了极度颓废的情感，还把学生比拟成“魔鬼”，把学校比拟成“地狱”，这种措辞放在今天，还不得被很多“文盲家长”踩在脚下骂到体无完肤？

两年之后，叶圣陶生了一场大病。大病初愈，他就被同事设计陷害。同事告诉他：“学校对你有意见，下学期一定会把你辞退。为了挽回自己的颜面，你应该主动辞职。”

当叶圣陶请辞之后，他还希望自己的同事能够在校长面前说几句好话。

当时有这么一种风气：校长们会到固定的茶馆喝茶，老师们可以去展示自己的“人情世故”。

一名老师自告奋勇要去替叶圣陶“说好话”，叶圣陶还一度当真，目送他进了“茶室”。但没有多久，对方就走出来，告诉叶圣陶：“没有商量的余地”。

事后，这些事都被证明是同事之间错综复杂的计谋，目的就是排挤叶圣陶。那名口口声声替他考虑的老师进了茶室，并没有替他“美言”，反倒是“再插叶圣陶一刀”，并为自己的工作铺路搭桥。

从这些事例中，你还觉得“中小学教师”是一个简单的职业吗？

在家赋闲了两年的叶圣陶后来进入了商务印书馆，和丰子恺编写了《开明国语课本》。

有人说，丰子恺和他的老师李叔同、夏丏尊都是教育名家，是中小学教师的榜样——这样的人其实同样不了解事实。

丰子恺就读的是“杭州师范学校”，李叔同在里面担任图画和音乐老师，不久之后就遁入空门，成了“弘一法师”；而夏丏尊则是学校的“舍监”——他们从事的都不是中小学教育。

并且，如果你去翻一翻丰子恺笔下描写的李叔同，他的教学方法同样不会被今天的学生家长所接受：一丝不苟，极其冷冰冰。上他的课，从来没有一名学生敢露出笑模样，放在今天怎么可能让学生家长满意？

关于李叔同的不苟言笑，有这样一则轶事：夏丏尊担任舍监时，一次学生宿舍失窃，始终找不出那名“蟊贼”，他就向李叔同讨要计策。李叔同一本正经地告诉他：“你可以贴一张告示：如果窃贼不主动出来认错，说明我夏丏尊的威信不够，我必定‘自裁’以谢大家。如此一来，犯错的学生一定会主动站出来承认错误。”

这个办法让夏丏尊默然良久，终究没有采纳。

我们还可以来看看钱玄同，他做过一段小学教师，最后总结道：“无理取闹如是！”、“总之，是不要学小学”、“愤甚，归拟辞谢之”。

我们就不去大段大段摘抄他的日记了，用白话文描述一下吧——

上课时，桀骜不驯的学生随意在课堂上出入，动辄寻衅；对于钱玄同的批评，学生不但不当一回事，并且还以怒容相向。

在讲到“杨雄”的姓氏时，无论这位国文大家如何讲解，学生始终跟他对着干，一定认为是钱玄同讲错了。哪怕钱玄同搬出字典，指给学生看，学生也不愿意承认错误，并且还指斥钱玄同的老师章太炎，说他的文章漏洞百出。

此外，一些学生觉得钱玄同的讲课进度太慢，另一些学生又觉得他的讲课进度太快。

这一切都让钱玄同在日记里发牢骚：喉咙痛、身体不适、非常烦躁，不能再从事这样的职业。

可以这么说，钱玄同的遭遇放在今天，好像也不罕见。并且，一些学生家长可能还要叫嚣：孩子们没有错，错的是钱玄同！

这是我所了解到的一些教育大家，除此之外，至于那个风云激荡的时代之下的许多将帅，他们也都从事过中小学教育，但又都离开了讲台——其中的故事也都差不太多：中小学教师的工作并不那么诗意。

比如：胡宗南、白崇禧等人，都从事过中小学教师工作；至于我方的一些将帅，我更是能罗列出几十名之多——我怕电脑产生“妊娠反应”，不再一一列举。

补白

凡是认为“谁都可以来当中小学教师”的人，他们往往不了解中小学教师，他们往往都是“文盲”——这一点真的不用怀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