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的低头行为会对青少年认知及行为发展带来消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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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智能手机和互联网高速发展的背景下，手机、平板电脑、可穿戴设备等新兴移动和数字技术已经融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公交站、地铁中，饭桌旁，“低头一族”随处可见。

智能手机以其实用性、便捷性和即时性的特点，成为我们不可或缺的“左膀右臂”，人们已经逐渐习惯使用手机来满足自己大部分的需求，“机不离手”似乎已经成为现代社会中人们达成的一种共识。

但是，智能手机在给我们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引发了一系列的问题。越来越多的人因为沉迷手机中的虚拟世界，丧失了现实生活中的社交欲和分享欲，甚至是出现更为严重的违法犯罪行为。

低头行为对人们产生的负面影响与网络成瘾类似，也可以将其看作是信息时代网络成瘾的其中一种表现形式。

研究表明，低头行为不仅会危害个体的身心健康，还会影响伴侣、同事、亲子间等人际关系的质量，尤其是对亲子关系的影响，它大大改变了父母和孩子的相处模式，父母“机不离手”，孩子也乐在其中。

很多成年人每个小时都在使用智能手机，不论是处理工作问题，浏览网上的内容，追剧，打游戏等。

同时，有一些父母会因为工作等原因，用手机、平板等数码电子设备来吸引孩子的注意力，将这些设备当作“电子保姆”，将其看作是应对孩子哭闹，缺少陪伴等问题的最快、也最“行之有效”解决方式。

青少年处于由幼稚走向成熟的身心发展的重要转折期，在这一过程中，需要与父母进行沟通交流，同时也需要父母的陪伴与支持。然而，父母沉迷于手机，会给孩子带来负性情感体验。

青少年在与父母的沟通交流的过程中，受到手机的干扰，会产生被忽视被拒绝的消极情绪体验，影响亲子关系满意度，对青少年的认知及行为发展产生不利的影响。

同时，父母低头行为也会给青少年树立不良的“榜样”示范作用，青少年也会耳濡目染的受到父母低头行为的影响，沉迷于手机的游戏、资讯之中，出现和父母一样的低头行为。

研究显示，在青少年群体中高达90%的个体拥有属于自己的手机，他们每天在手机上花费的时间大于等于4小时。Common sense media报告，超过半数的青少年手机“上瘾”。

报告中，每日因手机使用问题与孩子争吵的父母达到36%；认为孩子由于花费大部分时间使用手机导致亲子交流频率下降的父母高达77%。在中国，因为父母常常因为忙于工作，疏于和孩子的沟通，青少年低头行为现象可能会更严重。

目前关于父母低头行为的研究，大部分是关于父母低头行为对青少年发展适应性的影响，但是在不同的情境和边界条件下，父母低头行为的影响也存在着一定的差异。

由于青少年的性格特征及成长经历各异，其面对父母的忽视的反应也大相径庭，有的孩子会努力寻求父母关注，有的却事不关己，其中青少年的认知可能在其中发挥着不同的作用。

为了进一步理清认知因素在父母低头行为对青少年认知行为发展影响中的作用，研究将青少年的自我归因这一认知因素加入其中进行研究。

研究立足于父母低头行为这一现象，在分析国内外关于父母低头行为的现状及相关研究的基础上，考察青少年对父母低头行为的认知及对其发展适应性的影响。

进一步探讨自我归因和非适应性认知在其中的作用，对开展父母及青少年低头行为的有效干预措施具有重要意义。

非适应性认知在父母低头行为影响青少年低头行为中的中介作用

研究的结果表明，非适应性认知作为中介变量在父母低头行为对青少年低头行为的影响中起作用。

有关非适应性认知的相关研究结果表明，粗暴养育、较低的公正性世界信念、母亲的心理控制以及父母的手机冷落行为等压力性事件，均能够通过非适应性认知影响个体的问题性互联网使用行为。

那些存在严重低头行为的青少年，沉迷在虚拟世界中，大有“人机合一”的境界。病理性互联网的认知—行为模型指出，处于远端的环境（情境）线索会对个体的网络成瘾行为产生影响，非适应认知作为中介变量在这一过程起作用。

因此，我们可以将父母低头行为看作是处于远端的情境线索，这种情境线索通过非适应性认知对青少年低头行为（网络成瘾）产生影响。

那些将注意力过于集中在手机上的父母，一方面无法向其子女展示合理的认知、情绪及行为控制策略，会导致孩子出现相应的认知情绪失调以及行为问题，出现错误的社会认知偏差。

另一方面父母低头行为也在无形间向孩子传递了负面的情感反馈，使青少年产生消极的自我知觉，最终导致非适应性认知的形成。

如果个体非适应性认知水平较低，个体能够正确看待现实生活中遇到的父母低头行为，青少年产生低头行为的可能性也会随之降低，参加其他更有意义的活动，不会把过多的精力放在虚拟世界。

与之相反，非适应性认知水平高的青少年，在面对父母低头行为时，更多感受到的是父母对他们的冷漠与拒绝，并且会经历焦虑和抑郁等负面情绪，青少年产生手机依赖的概率就会增加。

青少年处于身心发展的关键期，需要父母的陪伴与呵护来满足其归属与爱的需要，这种心理需要的满足是个体行动的原动力，如果需要难以得到满足，个体就会寻求其他途径来获得其渴望满足的、可替代的心理需要。

长此以往，个体就会将自己的情感需求目标逐渐由现实世界转向网络世界。一方面，那些与父母相处过程中经常因手机而受到忽视的孩子，会接收到父母这一行为传递的“排斥”信号，从而造成其对父母拒绝的感知的敏感度。

这些由于父母造成的情感缺失及归属感的缺失。而个体所需的这些情感缺失，均可以在网络世界中得到填补；除此之外，互联网还可以为青少年提供额外的自我价值感，满足其自我实现的需要。

网络世界中营造的过分美丽的环境氛围可以给个体带来前所未有的积极体验，使得青少年沉溺于这种虚妄的美好中，忘记由父母低头行为带来的负面反馈和消极情感体验，暂时得以解脱。

在这种不同情绪体验的两相对比之下，青少年容易形成互联网优于现实的非适应性认知，并借助互联网这一渠道，发泄对现实世界不满。

长期受到这种认知的“熏陶”，青少年会对网络世界产生错误的认知评价，过分正面积极的评价和依赖网络世界，反而对其生活现实世界产生消极的认知评价，最终引发严重的青少年低头行为。

另一方面，当亲子之间缺乏沟通时，孩子难以从父母那里习得社交技能，会对其与同伴之间的交流产生消极影响。

研究发现，那些长期处在疏离、排斥的同伴关系中的青少年，容易出现社交焦虑，缺乏相应的社交技能等相关问题。

而互联网具备现实世界所没有的优势特征，而这些特征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发挥“保护伞”的作用，在提供无形的保护屏障的同时又打破了“社恐患者”的人际交往困境，使其能够放下对他人的“畏惧”，能够像常人一样自如的展开人际交往。

对于那些亲子关系不好的青少年而言，通过比较线上令人舒适的人际关系与家庭中令人烦闷的亲子关系。

他们可能会选择将时间和精力花费在网络人际关系的经营中，对这一“看不见的网”产生言过其实的评价，引发不良的认知，久而久之出现和父母相似的低头行为。

自我归因和非适应性认知的序列中介作用

有大量的研究将自我归因作为中介变量进行讨论，研究将自我归因作为中介变量放入模型中进行检验。

较低的自我归因可以有效的缓解青少年的焦虑水平，降低父母低头行为对于亲子关系及自我认知等方面产生的消极影响，减轻负面情绪的干扰，以积极方式的去应对和处理问题。

相反，高自我归因的个体，相较于低自我归因的个体而言，在面对父母低头行为这一问题时，他们会更倾向于将父母的这一行为归因于自身没有价值、不受父母喜爱等内部因素。

这种消极的归因方式会伴随着消极的情感体验，使青少年感受到更低的来自父母的社会支持，从而出现认知偏差，采取自暴自弃的消极应对方式，引发青少年不合理的手机使用行为。